当记者转型学者，他们从“局内人”变成新闻事件的见证者和旁观者。在这过程中，他们是怎样看待自己身份的转变，又如何理解业界与学界的关系——协同抑或冲突，合作还是对立？在做新闻与做研究之间，两者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同？
深度训练营发起了「记者节·学媒跨界」系列，尝试与从记者转型的学者对话，理解他们所经历和所见证的，聆听学者们关于学界与业界的深刻见解，为学子们了解记者职业给予更具深度的阐述。
从学新闻到做新闻，再到教新闻。张立勤屈指一算，与新闻结缘竟有二十八载。回首来路，她笑称自己是一介“非典型跨界者”。
当年高考填报志愿时，她有意回避了新闻专业和师范院校，因为自认性格内向、“社恐”，做新闻、当老师自然都不是优选。她想学的是法语、英语，结果却阴差阳错进了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
吊诡的是，毕业五年后，她从科技翻译变身为一名新闻记者；又十年，她从新闻记者转型为一名大学老师。唯独没有做过一天图书馆员。
“当年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大脑一片空白，因为十八岁的我第一次听说地球上竟然还有图书馆学专业。”没人理解当时她有多么沮丧。
后来张立勤才明白，填写高考志愿时，在是否愿意调剂专业一栏，她一不小心随手划了个钩。从此她便过上了与专业貌合神离的日子，分类、编目、文献学，在她看来极其枯燥乏味。
没奈何，整个大一，她只能老老实实地上专业课。只是心在课堂，神游课外。“不是没想过转专业，听说门槛挺高，比如转中文系得有作品发表。”她坦承自己也有惰性，一年后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大二，她逃课渐成常态。到了大三，逃课几乎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后来在《珞珈逃课记》一文中，她记录了当年的一桩逃课囧事：
那时有门必修课《情报学概论》，马费成老师主讲。马老师的课讲得好，可惜我有耳无心，油盐不进，心里只盘算着如何抽身，何时逃最妥，何处溜最佳。
“我读书，只是喜欢、任性，完全没有今天学生的致用意识。那时也没有什么考证热，一句话，读的全是‘无用之书’，可以说是不务正业。”珞珈求学岁月给她留下一段美好的阅读记忆。
我那时对西方现代文学情有独钟。比起“庄园文学”的代表简·奥斯丁，我更偏爱“荒野文学”的典范：勃朗特三姐妹。《简·爱》《呼啸山庄》和《艾格妮丝·格雷》，给我带来丰富鲜明的阅读体验：夏绿蒂的含蓄，艾米莉的激情，安妮的平静，至今难忘。今天想来，年少读书并不能完全领会经典的妙处，比如当年认为奥斯丁貌似细腻实则琐屑，今天发现貌似琐屑实则深刻；那时看简·爱，钦佩她的独立勇敢，中年读夏绿蒂，才能洞穿文字背后的平等谎言与爱情硬伤。
阅读不论是囫囵吞枣还是含英咀华，能够在记忆中留下印迹的，终将化作滋养我们一生的精神养分。比如记者出身的狄更斯对底层小人物的关切，对推动社会改革的热忱；憎恨现实主义的福楼拜，却以“文学蜥蜴”般的冷静产出现实主义力作《包法利夫人》；还有哈代的悲悯与反讽，巴尔扎克的讽谕喜剧，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卢梭惊世骇俗的灵魂忏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难书写与救赎之路，玛格丽特·米切尔、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光辉……
20世纪80年代是文艺复兴的时代，也是诗人容光焕发的时代。泰戈尔《飞鸟集》《新月集》是枕边书，朦胧诗人舒婷、北岛、顾城的诗，成为校园的流行金句。港台诗文也随南风而至：痖弦的《秋歌》、余光中的《乡愁》、席慕蓉的《七里香》……80年代末90年代初，阅读风向俨然发生了逆转。梁实秋、胡适、郁达夫、张爱玲，忽然风行起来。就在那时，她悄然成为一名“张迷”。
那时大学校园里，中西方哲学各流派作品充斥于大小书摊，各种学说似乎都有市场。张立勤好奇地凑热闹，忍不住也出手尼采、叔本华、李泽厚的书，“不过多数是叶公好龙，并没有深读。”她自言读书比较“偏食”，至今引以为憾。
或许是潜意识里想弥补短板，她特意选修《西方哲学史》课程，武大“名嘴”赵林老师主讲。“那是我在武大印象最深刻的课堂，每堂课座无虚席，不少旁听生慕名而来，真是盛况！”她第一次发现，哲学原来如此引人入胜。而师者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传道授业，更在于帮人打通心灵世界的任督二脉，令人受益终生。
她逃离专业课，却在外系外专业的选修课上格外用心。“我们上课时老师很少点名，课堂完全是开放的，学生似乎来去自由。”得益于这种宽松的氛围，她凭兴趣选修中文系《胡适研究》《小说创作》《戏曲研究》等，有时去旁听历史系、建筑系的课程。如此以“漫游者”的随性穿梭于不同院系的课堂间，或偶有所获，或心得全无，这样拉拉杂杂地听下来，倒也开拓了不少视野。
那是新事物野蛮生长的时代。走在高教改革前沿的武大校园，处处散发着蓬勃生机。诚如易中天诗云：“秋色招摇春色懒，先生殷切后生狂。”那些年，听讲座成了每个夜晚最值得期待的盛事。
说起来，武大的讲座真是五花八门，令人应接不暇，可与楼顶舞会媲美。听了些什么，懂了些什么，倒也不记得了。记忆中最深的就是拎着小马扎，去阶梯教室抢座儿，看人家吵架争座儿。也是好玩。
开讲者不论资历深浅，学问高低，只要有心得且大胆老脸，都可开讲座。申请程序也极简易，头天出海报，食堂、教学楼外一张贴，就能收获人头攒动。名家讲座自不必说，印象中有哲学系高材生，读了一两本尼采，便上台侃侃而谈“酒神精神”；号称“用脚掌写诗”的行吟诗人，瘦削如一缕诗魂，手拿一份油印诗稿，蓬着头，踱着步，高声吟诵着自己的诗句……
她自评大学时“糊涂幼稚，任性妄为”，唯一值得自许的是，没有逃过一次英语课。或许是潜意识作祟，感觉自己是被外语系遗弃的“学渣”，于是很不服这口气。那些逃课的日子里，她自学完了一套《英国文学名著选读》，从中读到雪莱、拜伦、济慈、华兹华斯的诗，还有但丁的《神曲》、班扬的《心路历程》、弥尔顿的《失乐园》节选。“里面的古英语词汇再怎么晦涩难记，我也觉得比分类编目课来得美妙有趣。”她笑道。
不久，她就成了班上第一个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学生，很快获得英语免修资格，并且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了学术译作。如今想来，这也是她的不糊涂。她在专业课上得过且过，却在英语上舍得下功夫。日后的学位提升、职场发展果然得益于此。
除了阅读，写作也成为必不可少的乐趣。那些随性挥洒的涂鸦文字，或诗或文，集纳成《梦话集》。又两年，另集一册，名曰《梦魇集》。偶尔被校广播台配乐朗诵，或被校刊录用，窃喜一下，仅此而已。不想这种“我手写我心”的表达习惯，却大大影响了她后来的职业选择。
“逃课不逃学，好歹没有沦为‘废柴’。”张立勤自嘲道。感谢那个万物生长的新时代，感恩自由包容的珞珈山，一枚“逃课小兵”就这样毕业了。
大学毕业后，张立勤进入南京一家大型军企，从事科技翻译工作。她不懂技术又不得其门而入，译出来的科技文献只能隔靴搔痒。她不想就此荒疏，偶尔在报端发表些译作聊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军企日益凋敝，年轻人纷纷另寻出路，她在彷徨无措中打发着日子。
一日，她忽接到兄长来电，建议她即刻回浔城报考报社记者。我怎么能做记者？她本能地摇头。兄长鼓动道：“不试，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呢？我看你行！”这句话打动了她。
幸运的是，“新闻小白”竟然一路开挂，顺利通过笔试、面试。她的“晚报小记”生涯就此开启。
第一次采写的话题是当地两大商业巨头之间的商战，这起由广告词引发的争议成为小城热点。对于新手来说，这样的报道并不好驾驭，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更深的舆论漩涡。为此，采访前她做足了案头功夫，终于捣鼓出一份翔实的采访提纲，并对采访时机、提问重点、话题导向等做了种种预案。
“第一次采访最难的不是提问，而是如何克服紧张心理。我那时很腼腆，见到生人都会脸红，就别谈提问了。当时最担心的就是采访冷场。”张立勤回忆道。
巧的是，这两家竞敌的掌门人，一个是典型的少壮派，锐不可当；一个是成熟的老大派，当仁不让。或许是她抛出的第一个问题击中了要害，一下子就激发了少壮派敏感的神经，他时而痛斥时而辩白，痛快淋漓。
一旦深入到话题内核，她完全忘记了紧张，心理也越来越松弛。等到敲开老大派的大门时，她已胸有成竹。整个采访进展得出乎意料的顺利。“我很幸运，第一次出击就遇到非常理想的采访对象，我要做的就是抓住其中的要点、疑点，在访谈中引导话题方向。”当然，充分的采访准备也帮了她的大忙。
这篇报道上了“热点观察”栏目，成为当天晚报的重磅新闻。对这类争议性话题，她凭直觉做了平衡报道，以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总编对此大加赞赏。她颇受鼓舞，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她的热点报道频频上了头版头条。她将笔触伸向小城的大街小巷，从批发市场到城市环保、小区违建、大桥管理等问题，秉笔直书，直击时弊；她更关注小城人物，卖花的街头老人、埋头刨食的“打工人”、苦撑门面的小业主……普罗大众的悲欢第一次真切地进入她的视野。
生活忽然向我打开了另一扇窗，我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也意外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原来那个“社恐”的我，内心蛰伏着一个好奇、不安分的自己。古希腊箴言说“认识你自己”，其实穷尽一生，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何其有限。认识自我，需要经历的磨砺，更需要灵性的增长、认知的提高。
我做新闻是半路出家，边学边干是新闻人自练的不二“秘笈”。那时白天在外面跑，晚上在灯下写，有空就大量阅读经典新闻作品。现在我常对学生说，阅读是输入，写作是输出，不阅读怎么知道好新闻的好法呢？一下笔就露怯，要么是采访不深入，要么是心中无储备。说起来，当年在大学读的那些“无用之书”，修的那些“无用之学”，实在帮助了我，此中真意只有经历过才能领会。
然而，时间一长，她又陷入新的困境。煞费苦心采写的批判性报道，一见报就有人来“公关”，结果报社顶不住压力，复又刊出“正面报道”才算平息风波。这让她困惑、愤怒，进而怀疑作为记者的价值和意义。
“当时真的体会到身为小城记者的悲哀。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如果我还想继续做新闻，必须寻找更大的平台。”她打定主意报考新闻学研究生。辞职后她闭门读书，半年后顺利考上南京师范大学攻读新闻学硕士。这一半得益于真刀实枪的新闻经历。
张立勤坦言，读研期间最大的收获是走进“冰点”获得实习机会。彼时，《冰点》是《中国青年报》的王牌专栏，是与央视《焦点访谈》，《南方周末》的《时事纵横》齐名的三大名牌栏目之一，在业界享有不俗的美誉度。赴北京实习前，她花了几个月时间研读“冰点”系列报道，发表了业务性论文《冰点热现象的冷思考》，自以为功夫做足。
没想到第一天她就被严苛的主编李大同劝退。因《冰点》每期只推出一篇七八千字的深度报道，发稿机会少，且对选题、采写有严格要求，故历来只任用资深的知名记者，从不接收实习生。
她郑重呈上自己的论文，试图改变主编的想法。结果，李大同只轻瞥了一眼，断然道：“这里不适合你，你还是去新闻中心吧。”
碰了软钉子，她有些沮丧，心里打起了退堂鼓。当晚和家人通话，是兄长又一次激励了她：越是难，越是不能放弃！
第二天她又硬着头皮走进主编办公室，厚着脸皮一再恳请对方“收留”自己：“给我一个机会吧，如不满意，我立马卷铺盖走人！”终于，主编挥了挥手道：“去食堂把饭票办了吧。”她大喜，心知这事成了。
可是她高兴得太早了。“冰点”意在与“热点”相对，着力关注那些通常不被主流媒体所关注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因此选题原则有个不成文的“两不报”：凡其他媒体纷纷热炒者，不报；凡明星大款、奇闻异事者，不报。到哪里寻找这样的“冰点”选题呢？一无读者爆料，二无栏目分派，全靠记者个人的新闻敏感和人脉。
选题才是闯关命门。她使出浑身解数寻找选题，翻报纸、打电话，不放过任何一丝线索，偶有所获就向主编报告。“那段日子真难熬！我至少报了十多个选题，都被当场立毙。好几次，真想放弃！”茫然中，她反复阅读经典报道，细细揣摩、领会“冰点”理念。
《冰点》的成功之处在于以平民化视角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体现深切的人文关怀。这也是其创办初的准确定位，即“关注普通人的不普通命运；为虽则微弱实为真知灼见的声音扩音；为被市场经济的喧嚣所遮蔽的真善美展示真容。”这种由关注名人轶事、伟人壮举到关注“小人物”的转变，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新闻媒体的一次革命。
关注普通人使人找到生命的价值和尊严，感受到人生的光明与温馨，无疑将对社会具有极大的引领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些远离“热点”的报道正是为不同个体和群体提供一种明确的价值参照体系，表达对芸芸众生生存处境的关切。更可贵的是，《冰点》将目光转向普通人时，始终紧紧抓住一个博大而深刻的母题：命运。这种渗透着生命的高贵与卑微、挣扎与失落的生存之谜，是贴近、吸引、打动受众的永恒“亮点”。
这也是《冰点》最打动她的地方。“正因如此，它的报道才能打破‘新闻易碎品’的宿命，能经受时光的淘洗拥有持久闪光的特质。”她的坚持终于有了回响：有个选题通过了！她获得了只身前往河南采访的机会。
不久，她采写的《互联网中“第一村”》终于刊发了，她成为中青报第一位发表“冰点”报道的实习生。之后，她又发表了八千多字的长文《梦断考研路》，并纷纷被《作家文摘》《读者》等报刊转载。再见主编时，那张习惯性绷紧的脸露出了微笑，他愉快地和她畅谈起青春岁月和新闻江湖。
“做记者最不能怕的就是被拒绝。阳明心学说，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这句话强调的不是做事，而是修心。”后来她不惧被拒绝、打压，坚持做批评性报道，或许跟这段实习经历有关。当然，《冰点》对“新闻真实”的独到理解也带给她诸多启示。
关于真实，新闻学上有“宏观真实”和“微观真实”之说，但《冰点》认为，真实是分层的，剥离的层越多，离真实的那个核儿就越近。如果真实仅仅停留在表层，只达到“简单的真实”，就会对读者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和震撼力。只有深入挖掘事实的内核，才能真正抵达“深刻的真实”。这种全新的真实观反映在《冰点》报道上，就是不虚美不隐恶。
《冰点》报道从不避锋芒，以客观、冷峭的笔触大胆指陈现实社会的痼疾，同时通过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追寻现时代最匮乏的，也是最弥足珍贵的感动。在这里，“真实”负载的是主流媒体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董月玲《金钟响在大山里》、蔡平《北京最后的粪桶》、沙林《破碎的绿》……这些经典佳作让人重拾久违的感动之时也深深感受到真实的力量。
“关注人的命运”，是《冰点》留给张立勤的新闻启示录之一。半年实习经历让她几经辗转体验了“北漂”生活。二十多年过去了，她依然记得那年冬天北京东直门外的地下室，还有蜗居在那里的“北漂者”：怀揣T台梦的嫩模，被演艺公司屡屡拒之门外；来自遥远外省的“专业户”，捧着“状子”反复诉说着社会的不公；柔弱坚强的单亲妈妈，日夜守护着重病的幼儿……在那里，她发现的不仅仅是一桩桩新闻事件，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人的悲欢、荣辱、得失、生死——一种被称为“命运”的东西。“我好像明白自己要做怎样的新闻了”，她似有所悟。
研究生毕业时，张立勤又一次放弃了当老师的选择，理由很简单：学了新闻自然要干新闻。在旁人看来她的选择很不现实，因为那时她已过而立之年。她拿着发表的“冰点”报道一路南下，敲开了《南风窗》杂志社的大门。
新世纪初的羊城，纸媒的黄金时代还没有谢幕。她睁大好奇的眼睛，随时准备将自己投入进去。一次采访让她偶然接触到城市底层的生存际遇，触发了她心中的疑问。“行走在满街闪烁的霓虹中，我在想，这城市到底属于谁？在这都市繁华的另一面，那些被生计所迫的人们是怎样生存的？我们真的了解吗？”当她决心深入其中调查时，选题却被编辑部质疑了。这种题材太不讨巧，谁愿意花钱看这种“卖惨”的新闻呢？
她发现，热衷于追寻“热点”制造噱头的新闻界，对于类似城市贫困这样的“冰点”话题，几乎不约而同地患上了同一种症候：选择性遗忘。因为“我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事实：落后的统计系统加上主观意识作祟、官僚腐败作弊，把一个国家应有的忧患意识和警戒系统，淹没在严峻的现实之外。”她敏锐地意识到，城市贫困阶层的真实生存状态被有意无意地“屏蔽”或低估了。
尽管选题不被看好，但她仍然打定主意要做下去，一门心思开始琢磨采写方案。“这也是《冰点》经历使然，认定的事很难让我轻易改变。”或许因为她的执拗和自信，主任让步了。
相比事件性新闻，非事件性新闻没有明晰的事件起始点，没有突出的新闻由头，既要有“面”的宏观记录，又要有“点”的故事支撑，操作起来是有相当难度的。今天在新闻采写课堂上，我会教给学生所谓“华尔街体”的写法。那时我只是潜意识想沿袭“冰点”的讲故事风格。那么，这样一个宏大的故事，从何讲起呢？
案头功课是必不可少的。查阅、研读了相关资料后，我带着疑问拨通了社会学者、人口贫困问题专家唐钧研究员的电话。感谢唐钧老师，他对我的采访议题深表赞同，并建议我前往三地采访：沈阳、武汉和广州。在城市贫困的成因、类型和治理等方面，这三城具有相当的典型性，足以管中窥豹。我就这样开始了“三城故事”的采写。
比贫困现实更让她困惑的是，“来自民间的热忱和地方官员的冷漠”，但这同时让她对于采写的话题有了更深切的反思和体认。那些屡屡穿行于贫困家庭、工业区、政府机关的日子里，她常常“置身于一种痛苦、感动和悲悯交织的情绪洪流中”。这种五味杂陈的心绪在采访手记中得以倾泻：
在奔走于各政府机关之间，从最基层的社区居委会到市级政府部门，我得到事先所能想象到的待遇：疑惑、回避甚至排斥的目光。在沈阳市社保部门，一位女处长明白无误地向我发出了逐客令：我们本地记者都不接待，就别提外地记者了！她职业化的生硬表情，让我极易联想到她面对那些请求发放养老金的老工人时的嘴脸。
冷漠是一种伤害，而良知却表现出穿透谎言和麻木的精神力量。一个社会对的关怀程度体现着这个社会文明和进步的程度……
这个太需要倾诉需要关注，需要自己的声音不要被遮蔽。即便就在他们抱怨、诅咒社会的不公和命运的不济时，我还是能真切地触摸到他们血液中温热的力量。很难说他们是改革开放竞争机制中的落伍者和失败者，我更相信他们是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和牺牲者。
“心要热，头要冷。”她不时告诫自己，谨防情绪的泛滥淹没新闻真实性的筋骨。她推崇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同时提出新闻记者对此“既要遵循又要超越”，零度写作意在强调文本的客观立场、笔法的冷峻叙述，并非过滤、弃绝人的情感情怀。客观并非折中，冷峻并非冷血。
福楼拜的笔端已经初现零度写作的雏形，海明威《老人与海》、加缪《局外人》被视为零度写作的典范。原生于文学领域的零度写作，一旦植入新闻界，带来的启示是多元的。零度写作倡导记者与文本之间保持疏离感，记者完全隐身于文本背后，这种“不在场”的冷静叙述正是对新闻专业精神的恪守；另一方面，媒体的守望、监督功能要求记者以“在场”姿态观察、记录事实真相，以此践履新闻人的社会责任感，这在一定意义上又实现了对零度写作的超越。
我认为零度写作给记者最大的启示，就是要学会有节制的表达。这不仅表现在采访提问时面对的人道关切，而且表现在文本写作时如何通过细节、语言、场景等来建构新闻事实。而细节的抓取主要得益于记者积累的采访体验。《冰点》记者蔡平老师曾谈到，采访时“听觉、视觉、触觉是揉和在一起的，形成了一种空间，一种氛围，一种独特的、有个性的东西，往往就是这种东西，能成为采访真实的支撑点。”因此，采访时应竖起感觉的触须，尽可能地去感受当时的氛围、场景、对话等，那么最能表现人物和主题的细节就呼之欲出了。
她对“细节”的理解，不单单停留在使文本鲜活的工具性再现，而是提升到对整个报道基调的真实表达层面。“对精彩细节的捕捉，往往成为整个故事想表达的某种情绪、情感或情怀。”在武汉入户采访时，她曾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
屋里很安静。一个小男孩在地板上爬来爬去。这是陈玉萍最近找到的一份活儿，帮人照看孩子，每月200元。
7个月前，这个男人用绳索在卧室的门上结束了自己。当时他刚满45岁。他结绳的方式很特别，女儿从另一间房里冲出去的时候，他的身子已经冰凉。前后不到10分钟。当时，陈玉萍正在里屋织毛衣。
他以前做过水手。那种毁灭性的结绳方式据说是长期的水手生涯磨练出来的。这个细节在他死后被福建村人提起时，总免不了一番唏嘘。那种对生活纯净、彻底的绝望像迷雾一样笼罩着福建村好一阵子。类似的非常事件在城市的一些角落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人们在不安之后又继续着他们寻常的苦难日子。
一个水手以“毁灭性的结绳方式”结束了自己，就在家中，妻女都在场。但是悲剧就这样发生了。“这个场景是事后通过采访妻子复盘出来的。说实话，我当时心理受到很大冲击，但下笔时只抓取了结绳这个细节来写，但它成为通篇我想表达的一种东西，就是这个群体在大转型时代的坠落、挣扎和绝望，最终酿成无法自救的悲剧。”《城市贫困探访录》系列报道发出后，张立勤收到许多读者和同行的来信，纷纷表示这个细节给他们带来强烈的震动：同情、痛惜、悲怆……
一位准备回国创业的留学生发来长长的邮件，对她笔下中国产业工人的生存现状感到震惊，同时更坚定了回国创业的决心，“我希望未来的企业能够吸纳更多的下岗工人，为改变他们的生存境遇，我愿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卢锋寄来他的新版专著《经济学原理》，原来她的报道被该书引用，成为经济学理论阐发的鲜活实例。更多的是，新生的互联网论坛纷纷转载了这组“有温度、有良知”的系列报道。
“这也是我觉得做记者最有意义的地方。”不是官方新闻奖赋予的荣耀，也不是“好稿奖”带来的优厚稿酬，而是读者发自内心的认可和对社会发展的正向推动，这才是身为记者成就感的源泉。
暗访，是调查记者最值得书写的一页。张立勤曾经历过三次暗访，个中的得失和体验成为日后课堂上生动的教学案例。
第一次暗访是化名进入广东云浮的一个传销组织，当时约有10万人卷入其中。我在那里卧底三天三夜，与传销人员同吃同住，亲眼看见一群心怀暴富梦想的花季少年，睡着冰凉的地铺，吞着难咽的饭菜，在弥天大谎中自我欺骗、无望挣扎。整个过程非常紧张，尽管有内线接应，外有男记者暗中待命，但稍有不慎就会露出马脚前功尽弃。那三天看似平静无波，实则暗流涌动，因为每天都有专人名为“保护”实则寸步不离地跟踪。报道发表后，该传销组织被当地彻底取缔。
还有一次前往江苏某地的精神病院暗访，回来后完成了七千多字的调查性报道《者为何被关进精神病院？》。当时正值“十八大”前夕，这篇“负面”报道遭遇“无疾而终”。尽管这是新闻业的常态，但是作为记者还是会怀疑，会郁闷。我常常想起那位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专业户”，他后来的命运不知怎样？我不奢望自己的报道能够力挽狂澜，但是拨开迷雾后的真相，或许能在社会不公处传递新闻“在场”的力量？很遗憾，作为调查记者，我们必须背负起这样的命运：被利益方投诉，被政府方追责，还有发声被屏蔽。无力感油然而生。
2002年张立勤又一次前往沈阳调查违法行政现象，后发表报道《沈阳：一家超市的39劫》。当时沈阳正着力改善投资环境、打造城市形象，她的“负面”报道很快打破了当地政府的平静。新任市长陈政高对这篇“给沈阳形象抹黑”的报道作出批示：一定要彻查此事！如果情况属实，立即纠办；如果不属实，一定要追究该记者的责任！为此市府立即组成专门调查组，开始了长达一月的调查。
当时真是很有压力，自己把报道来来看了几遍，确认所记录的几乎找不到疏漏才放下心来。不到一月，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那些涉嫌违法行政的部门，从工商所、烟草专卖局、卫生防疫站到城管大队、交通运管局等，纷纷登门向业主致歉，表现出自纠自查的诚意。调查结果表明，“39劫”事实清楚，报道无误。之后我接到不少读者的电话，表示报道披露的问题非常有典型性，希望我继续深入调查。不久这篇报道又引发了央视《新闻调查》的关注和跟进。
类似事件何止一例，做批评性报道真是如履薄冰，来不得半点不实甚至瑕疵。新闻专业主义不是高蹈的理论、空洞的说教，它既是彰显新闻人专业精神的职业规范，也是舆论监督的“护身符”。我很感谢老东家《南风窗》，给了像我这样的“热血小记”自由施展的平台；感谢当时的总编秦朔先生，他是一位有情怀、有担当的新闻人，没有他出手“挡箭”鼎力支持，许多报道不可能与读者见面。
2001年末，张立勤发表报道《一所民办中学的生死沉浮录》，这所陷入生死攸关的广西民校引起了京城投资集团的关注并获得融资，由此奇迹般地起死回生。此后她深耕民办教育领域，南来北往，四处寻访、调查，完成了民办教育系列纪实作品。2004年出版《中国民办教育生存报告》一书，这是迄今为止零距离记录中国民办教育生存现状的唯一新闻纪实作品，获得民办教育界的广泛关注。但站在今天回望过去的二十年，在“国进民退”的大趋势下，民营企业生存依旧艰难，更遑论民办教育。这是另一种无力感，报道揭示的问题虽然引发了关注，但病灶依然没有根除，甚至愈演愈烈。
这种无力感与成就感如影随形，可谓“悲欣交集”。“做新闻需要理想和热爱，不然不足以支撑你走下去。”她对一直行走在新闻江湖的记者同行心怀敬意，对自己的转身离去报以淡然微笑：“那美好的仗我已打过。”同时笃信：任何时候，理想主义都是有价值的。
2006年夏，随夫迁到浙江的张立勤刚刚完成签约写作项目，恰好浙江财经大学抛来了橄榄枝。“我终于走向了三尺讲台，从做新闻到教新闻，人生重新出发。”即将进入不惑之年的她，面临着转型后的新挑战。
她有幸亲历了纸媒黄金时代的余光，很多书本之外的从业故事与人生哲学给课堂带来鲜活的气息。“案例生动且发人深省，成为黑暗星期一的期待。”学生的反馈令她深感欣慰。但同时她意识到，纸媒时代的经验照搬给学生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变化了，以追求流量为生存之道的新媒体冲击着传统新闻业，给新闻教育也带来严峻的挑战。
2009年她进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媒介管理学博士。博士毕业后的数年，她一直致力于近代报业经营领域的研究，先后出版了《1927—1937年民营报业经营研究》《民国时期的新闻业经营》等学术专著，已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并推出专著《近代中国报业经营史（1815-1949）》，并在《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2014年张立勤回到阔别八载的羊城，入职华南师范大学，继续执教新闻传播学。2018年，她远赴大洋彼岸，在美国北卡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访学生活，零距离考察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的教学实践，让她收获颇丰。
美国新闻传播教育有着深厚的实务教学传统，从传统的“密苏里方法”到近年来倡导的“医学院模式”，无一不是强调新闻实务能力的培养。学界与业界也由此形成息息相关的“鱼水关系”，课堂教学充分利用这种关系形成优质的教学团队。我曾选修、旁听过几门专业课程，课堂经常引进报纸、广告、公关、新媒体等领域精英，或利用互联网进行时空连线，学生端坐于课堂即可与业界人士视频对话、研讨问题。同时学院在引进师资时也特别注重其业界经历，一般要求专业老师应具备5—10年的从业经验。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专业课是关于“沉默的山姆”事件研讨。当时坐落于校园的“沉默的山姆”雕像被学生抗议分子一举推倒，成为“对抗白人至上主义”的公共事件。这门课以此为题迅速组织了一场现场研讨会，受邀者有学生、社会活动家、校媒负责人以及制片人等，各方各抒己见，互动非常活跃。课堂同时面向公众开放，只需上学校官网登记即可参会。强大的师资阵容，多视角的观点争鸣，一堂校园专业课被打造成一场开放的公共研讨会。
打破学科壁垒，整合各方资源；业界学界水融，注重实践而不偏废理论。这样的“融合教学”不仅完全突破了学界与业界之间的藩篱，而且以问题为导向跨学科整合师资队伍，旨在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理论功底和实务能力。
他们的本科生课堂给我印象较深的还有，不论是主讲老师还是特邀嘉宾，为了激励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可以说使出了浑身解数。课堂上，老师时而像主持人，时而变身学生向嘉宾提问，就是为了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主讲老师还不时地穿梭于偌大的阶梯教室，及时给学生递上话筒。提问背后是批判性思维的养成。批判性思维培养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寓于新知识的习得中，比如文献研读、论文写作等环节中，更多的是融于课堂教学中。
当老师，我又是半路出家。半生有幸，受益于多位良师，以我的硕导李幸老师为最。他丰富的跨界经历，对我的人生选择不无启示；永远不给学生的头脑设限，这种自由包容的师者之风，对我的教学方式、教学风格影响至深。今天的大学课堂，可以说老师是和手机抢夺学生的注意力。而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互动，无疑是激活课堂的最佳方式。在一问一答、一辩一驳间，观点的碰撞、视角的多元带来的是思维的拓展和思想的交汇。
激发学生的提问，倾听学生的表达，是她从教以来一直倡导的教学方式。学生评价她的课“参与度很高”，“互动性强”，“愿意倾听同学们的观点”，表示受益良多。“如果一个见人说话都脸红的学生，在我的课堂上敢于大胆自由地发表意见，我会很有成就感。” 她把课堂发言纳入学生的综评成绩中，发言质量与频率越高，平时分也会越高。时间一长，学生们都知道张老师的课上，分数最好看的同学不是期末考试考得最好的，而是平时课堂发言最积极的。
课堂互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现在的学生都是互联网原住民，既是“B站大学”的“学习家”，也是自由穿梭于多平台的“弄潮儿”，属于出神入化玩转新媒体的Z世代。假如学生的提问富有挑战性难以作答呢？这需要一点“急智”，更多的“放下”，放下师道尊严，放下自以为是。诚实、谦逊，不装。
今天的学生在知识更新速度、与社交媒体的嵌合度等方面远超我们。古人有言：“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坦承自己的“不知”，放平自己的姿态，真诚地与学生对话，才能获得有效的互动。其实我们的学生是很有自己想法的“数媒一代”，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可以佐证：前一秒他们还在某音某乎上激扬文字，挥斥方遒，后一秒就坐在线下课室里俯首帖耳，埋头作鸵鸟状。不是他们不思考不想表达，而是缺乏思考的动力、表达的场域，进而言之，是长期的学校规训造成的习惯性“失语症”。
我希望自己的课堂成为一个开放包容的空间，释放学生被禁锢的头脑，激发他们被束缚的表达欲，在提问与激辩中求索真知，更重要的是习得批判性思维能力。没有批判，哪来创造呢？其实这样的课堂古已有之，从稷下学宫到柏拉图学园，问答、辩论活跃了思想，繁荣了学术。看看今天被智能手机、AI包围的课堂，我们更有必要回归这种教学传统。每当看到学生们在课上各抒己见，侃侃而谈，甚至面红耳赤地捍卫自己的观点时，我由衷感到欣慰。
2023年高考，“网红”老师张雪峰对新闻专业的一番高论，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震荡。姑且不论其言是耶非耶，客观上它道出了当下新闻教育的“失调症”：理论与实践的“两张皮”，传统课堂与新媒体浪潮的疏离，新闻学毕业生的何去何从……“任何有危机的地方，必然发现新的生长点”。她认为大浪淘沙，留下来的必定是高品质的、能够持续生产精良内容的新闻人，他们会产生优质的商业价值。
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时代，新闻学的专业性似乎被稀释。但在我看来，未来记者的门槛将越来越高，严肃的、优秀的新闻报道非职业记者所不能为。当然，未来记者的职业形态将呈现多元化发展：数字化转型、社交媒体运营、数据新闻、跨界传播……但是，无论互联网技术怎样迭代更新，信息传播方式发生怎样的巨变，记者的批判性思维和优秀新闻报道的基本技能，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
“机器人记者”给业界带来的冲击已经发生。但是，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情感是人类价值的核心。数据无法捕捉的细节，算法无法共鸣的情感，是职业记者永远的优胜之处。失业焦虑、技能恐慌，归根到底是素养和实力的欠缺，新闻学子需要正视现实，重塑自己。
“新闻的深度在新闻之外。”张立勤认为，做有深度的新闻，不仅仰赖于“深度训练营”这样的专业操练，更取决于记者自身的“矿产品质”即认知、视野、思维和理念等。未来的新闻战场上，新闻记者与多学科的团队成员并肩作战，将成为信息传播领域的常态。因此，多学科素养对于新闻人尤为重要。
“卷”已成为大学校园的大症候。她发现，课上课下总有学生手里拿着一沓资料，低声默诵。一问果然都是在考资格证，各行各业的都有。“相比我们那一代人，现在的学生真的很不容易！”她深有感触，“毕业就失业”的阴影让莘莘学子失去求学问道的松弛感，身不由己加入到打怪升级的竞技场中，碎片化海量信息充斥于当下的阅读空间。这种快餐式、功利型的阅读习惯极易造成认知的固化、窄化，消解人的独立思考能力，甚至沦为资本的利器。对此她不无忧虑。
她将形形的刷屏行为称为“多巴胺式阅读”，从中得到的是稍瞬即逝的快乐。一直以来她倡导深度阅读，多读经典，无论是哪个领域；多读磨脑子的书，脑洞必大开。一句话，多读“无用之书”，脚力才能行得更远，心灵才能收获持久而深沉的喜悦。“我最遗憾的是，年轻时偏好任性限制了我的阅读视野，‘无用之书’读得还远远不够。回看自己以前的新闻作品、学术作品，都可以找到这种缺憾。”也因此，她寄语新闻学子：人生是一场辽阔的体验，不要给读书设限，更不要给人生设限。生命中最大的惊喜，莫过于不断发现全新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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