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体育平台入口22岁的张琳前不久录制了一段详细的英文自我介绍，投向家政市场新兴的细分职业——陪伴师。

　　她就读于北京一所一本大学，临近毕业在社交平台偶然刷到了“成长陪伴师”中介机构的广告，高薪让她心动。在广告里，住家成长陪伴师的薪资分为四类，专科毕业生月薪8000元到1万元，本科毕业生月薪1万元到1.5万元，硕士毕业生月薪1.5万元到两万元，有海外经历者月薪高达两万元到3万元。“主要工作内容更像一名‘全科家教老师’，需要陪同、接送小朋友上下学，课外培养小朋友的良好习惯，提供家庭教育的指导服务等。”

　　“陪伴师的服务对象不仅是儿童，还包括老人、身体残障者、患有智力障碍或心理障碍者。”一名家政行业中介人员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当下大部分陪伴师都比较年轻，“有别于传统的保姆，理论上来讲陪伴师是不做任何家务的，但现实情况是很多陪伴师也会提供做饭、做家务等服务”。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为1062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超过两亿。随着消费需求的提升，“一老一小”成为家政服务的主要对象，围绕孩子和老人的看护服务将持续保持高热度。

　　一个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的问题是，在市场高热度之下，家政行业能否健全发展？当一些90后进入育儿师、陪伴师等更加细分的保姆行业，会带来怎样的变化？

　　30岁的王琪大学就读艺术设计专业，2015年毕业之后，她选择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幼师。3年里她生儿育女，打算就这么安定下来。但是，和朋友的一次交流让王琪动了“转行”的念头。“她在北京做‘阿姨’，和我说这是个朝阳行业，挣得比老师多一点儿。”

　　王琪的爱人从事酒水饮料销售工作，收入波动大。“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压力，我选择来到北京。”她说，“当然也不是全都为了钱，本质上来讲还是热爱，这也是我的职业规划。”

　　她更愿意称自己的职业为“育儿师”，“高薪是因为我能提供比较高的价值，孩子6岁之前是他们形成自我意识、培养个人生活习惯最重要的时间，需要专业知识来进行引导”。

　　她专门研究了一套针对孩子不良生活习惯的解决方案。从2018年从事育儿师工作到现在，王琪发现小朋友“沉溺看手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首先要改变家庭的氛围，父母应该以身作则，所以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会提醒雇主不要在看手机的时候忽视孩子的情感需求。除了父母的配合，王琪找到了两个行之有效的方法：第一个是“硬性规矩”，“我提前告诉孩子，只能再看15分钟了，到了15分钟，手机就会自动上锁”。第二个是“奖励机制”，带孩子去体验不同的户外活动。她每到一个小区都会迅速地和其他“阿姨”或者“宝妈”建立联系，帮助孩子找到好朋友。

　　“和孩子相处的过程是感情倾注的过程，一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当然是希望他（她）越来越好的。”王琪会找时间学英语、学习营养学、读幼儿教育的书籍，“育儿师行业的门槛并不低，一个专业的育儿师是有多元知识的全方位人才”。

　　“一位朋友亲戚家的阿姨因为家人生病下户，我又正在待业，就去帮了一段时间的忙。”2022年年末，27岁的徐晓川误打误撞进入了家政行业，那次“试营业”让她抛下刻板印象，将“保姆”作为人生的下一个职业。

　　此前，徐晓川是一位书法老师。2022年，她所在的培训机构打算撤出北京市场，前往杭州，“我是北京人，父母都在北京，不想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重新开始”。

　　徐晓川的父母开了一家建筑公司，2014年，她顺着父母的意愿大学填报了建筑学专业，但她并不想干这一行。当初选择做书法老师，“一方面是因为从小学习，有一些基础；另一方面，我喜欢孩子，孩子的世界总是单纯的”。但是父母并不理解她的选择，“他们觉得在培训机构当老师，没什么社会地位，也赚不到大钱”。

　　“生活本身很有趣。”徐晓川日常就喜欢逛菜市场、做饭、整理家务，“看着房间干净整洁，食物冒着热气，就很治愈”。她说，“这可能就是朋友让我去帮忙的原因。”

　　“本来以为住在别人家会非常不习惯，但其实我的工作职责非常明确。”徐晓川日常需要做好孩子的早饭，把孩子送去幼儿园，买一些菜，再回来打扫家务，下午3点多接孩子放学，辅导他写作业，再练一会儿毛笔字，然后在雇主夫妻回家之前把晚饭做好。

　　两个多月的时间，加上雇主给她的春节红包，徐晓川收入2.1万元，“比当老师赚得多”。她觉得这份工作最自在的就是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她业余会写网络小说。

　　作为一个从小家庭条件不错的北京姑娘，徐晓川选择做这份职业并不是没有纠结的。“我妈说丢人，没准老熟人就是我的雇主。”徐晓川早已习惯了父母的不理解，她说：“现在很多人在涌入这个行业，专业化的趋势明显，大众对这个职业的刻板印象也会逐渐消弭。”

　　“综合考虑，这个工作是符合我的职业规划的，自由轻松，和孩子相关，靠自己的努力做保姆为什么就不能成为一份体面正经的职业呢？”徐晓川笑言，“或许我尝试过后就去创业做家政行业的老板了。”

　　“对于新人而言，只能通过中介找雇主，被中介推荐培训，说有证工资高，中介会收培训费。”徐晓川说，自己可以理解初入行业需要进行职业培训，但是“他们培训的内容我上户之后基本用不到”。

　　有一些中介承诺“交钱培训，就可以保证上岗”，徐晓川说：“身边有人好几个月还没找到合适的雇主，中介也不退钱。”

　　“现在各种各样的保姆太多了，对于雇主来说，很难找到靠谱的。”张艺彬的孩子刚满3岁，想要回归职场的她当务之急就是给孩子找个靠谱儿的育儿师，“妈妈圈流行这么一句话，找一个好的育儿师比找好老公难一万倍”。在她看来，育儿师的专业度仍然是欠缺的。“对于一个月工资1万元左右的住家保姆而言，我对她的基本要求一定不是简单的家务以及和孩子的互动，她必须能给孩子很好的营养膳食搭配，并且能简单辅导全科作业。”面试了数十个育儿师之后，张艺彬“绝望地”发现，“基本没有什么专业度，（育儿师提供的）食谱是从‘下厨房’App下载的，她说不出搭配的原因，并且基本无法完成简单的英文对话，和简历上写的出入很大”。

　　但是张艺彬的爱人李洪觉得，不论保姆的专业度怎么样，人品是第一位的，不同于张艺彬从各种中介渠道“大海捞针”，李洪选择了朋友介绍，“只有熟人用过的才能安心，安全是第一位的”。

　　李洪最近关注到杭州女童被保姆遗留电梯致坠亡案。“育儿师的责任非常重大，她必须是有责任心的。”李洪对类似的案件心有余悸，他认为保姆行业的准入规则必须要建立起来，“很多家政公司对从业人员设的门槛太低，有些保姆发过来的毕业证件都是假的，中介理应做好审核工作，而不是承诺雇主‘如果不满意，可以免费更换’”。

　　工作负责与否，很多时候都与“报酬”密切相关。“有一些保姆会说‘我上一任雇主逢年过节都会给我包红包’或者‘他们出去旅游都会带着我’。”张成前不久辞退了一位“阿姨”，原因是无法忍受她“清明节还要红包”以及时常提出的额外要求。“合同里必须明确工资条目和工作内容，这应该成为行业共识。”

　　“由于有一些从业者破坏了雇主与育儿师之间的信任，所以部分雇主会要求在房间内安无死角的摄像头，甚至包括育儿师的房间，这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很苦恼。”王琪说，随着需求逐渐加大，家政行业确实需要建立职业准入机制，中介平台也应该做好管理，教育从业者遵循职业伦理道德，不要“坏了行业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