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笔者和团队在撰写《上海都市圈发展报告·第二辑 同城化》时，编制了“中国同城化指数”。我们选择了十多个同城化地区，从相关性和相似性两个维度（一级指标）、八个二级指标和十八个三级指标，对它们的同城化水平进行了测算和排序，结果是，深莞、广佛和沪苏（州）位列前三。深莞、广佛指数值相等，为并列第一。疫情前，笔者曾去佛山调研，地铁早高峰时，佛山来广州上班的如潮人流，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最近，笔者先后去了东莞和苏州，对深莞、沪苏的同城化水平也有了新的体验。驱车，从深圳的南山去东莞，从苏州的昆山回上海，完全没有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感觉。

　　作为自然进化的同城化，是指地域相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要素紧密联系的城市，在基础设施水平不断提高的助力下，两城或多城间逐步实现资源共享，进而获得更高发展福利的过程。作为发展战略的同城化，是指政府相关部门为了打破行政分割和保护主义限制，统筹资源、要素和产业的协同作用，以提高区域经济整体竞争力的空间发展模式。

　　基础设施等若干因素影响同城化，同城化又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空间支撑。同城化是经济活动集聚的结果。集聚与商品、要素和居民流动的运输方式高度相关。随着交通技术及基础设施的不断创新和进步，直接影响了经济行为在空间上的分布。交通改变了城市内部及城市间的空间形态，形成了同城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这首先表现在，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为解决城市劳动者职住分离创造了不可多得的条件。通勤是现代城市生活的重要特征，都市圈或同城效应就是以通勤时间为尺度衡量的。公共服务是城市生活的必选项，决定了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和便利程度，影响劳动者在空间位置上的选择。政府的城市土地政策与同城化发展密切相关，决定了开发强度、城市密度及产业园区的布局，影响着同城化的空间格局。这些因素对产业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保证大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的战略基础。在现阶段，现代产业发展至少有三个内在要求：空间上集群化（园区化）、机制上生态化和技术上数字化。亦即，集群化、生态化和数字化是现代产业的三个基本特征。同城化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产业集群的要求，集群化又为实施产业生态化和数字化创造了条件。

　　同城化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创造了哪些条件呢？首先，上述因素影响下的同城化，可优化城市及城市间的空间结构，有助于产业集群的形成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合理布局。例如，华为在东莞松山湖地区建设大型研发中心——欧洲城；深圳市和汕尾市联手建立深汕特别合作区，都是在同城化、都市圈背景下，强化区域协同发展和一体化发展，增强和放大深圳与周边城市同城效应的结果。这一方面解决了中心城市的发展空间制约，另一方面带动了其他城市的快速健康发展。

　　其次，产业集群形成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因素主导下的产品配套水平、溢出效应和产业链供应链完善程度的提高，将在更大的空间范围促进新兴产业和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深莞、广佛同城化水平相对较高，支持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之一是，2021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深圳和广州在四个一线城市中位列第一、第二，深圳为39.6%，广州为30.5%。同城化水平最高的地区，恰恰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最高的地区。这不是偶然的。

　　珠三角和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也是同城化水平最高的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是产业发展。今天的产业发展水平，既由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乃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水平所决定，也与创新和产业生态、产业链供应链，以及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息息相关。观察和研究表明，深莞、广佛和沪苏同城化地区的产业发展，集中表现在创新和产业生态优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较高建设水平上。由此，在这些地区，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都得到了较好较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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